“闭麦”是广场舞的终结吗?

时间:2021-09-15

  坐拥两大广场舞热门场所,不止一支队伍在此同台竞技。但两边氛围截然不同——在北边,广场舞随音乐渐起,但分贝仪上的音量基本保持在65分贝以下;在南边,广场舞和交谊舞两队人马音浪一波高过一波,分贝仪“请注意音量”的提示音被淹没在嘈杂的音乐声中。

  这是不久前上海本地媒体刻画的反差一幕。截然相反的效果,让寄希望于分贝仪管理广场舞噪音落于尴尬境地,也再度印证了此前有关城市噪音治理难以落实、缺乏强制力的讨论。

  8月21日起,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意见。这是对1997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时隔20多年的修订。

  草案规定,“在街道、广场、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、健身等活动,如果不遵守区域、时段、控制噪声等规定,对周边生活环境造成干扰,经劝阻、调解不改正的,可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  草案还提出,各级政府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时,应当将噪声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。在此之前,“加强环境噪声污染治理”内容首次纳入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。

  广场舞的高音喇叭或许终将“闭麦”,但仍然值得追问的是,生活在当下的“噪声时代”,是否只能靠一禁了之?

 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《2021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》(下称《报告》),在全国直辖市、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,昼间噪声达标率最低的三市为大连、西宁和合肥,其中大连达标率不足80%;而面对标准更为苛刻的夜间标准,西安、大连、郑州三市达标率最低,西安该数值甚至尚不足40%。

  生活噪声是城市噪声的主要来源。据《报告》统计,在对上述城市声环境功能区的监测中,生活噪声影响占昼间噪声影响的比例高达65.4%,远超占比19.7%、居于第二的交通噪声。

  即便如此,从整体上看,降噪已成为全国城市的共同趋势。去年,直辖市、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92.8%,夜间为72.6%。与去年同期的88.4%和60.0%相比,呈现出明显好转之势。

  去年,湖北、成都、长沙、济南等多个省市出台新一份有关噪声污染防治的文件,多地探索将噪声防治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当中。而截至去年底,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广州、成都、深圳、杭州、武汉、沈阳、南昌、苏州www.025vm.cn。秦皇岛等城市更试点绘制噪声地图,以探索噪声污染的精准综合治理方案。

  据《报告》统计,去年,全国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和其他噪声自动监测设备数量已达到40027个,而2019年报告统计的全国噪声自动监测站点仅4618个。除建筑施工作为重点噪声源被城市纳入监测外,越来越多的省市加大对声环境功能区的监测,设置的监测站点和设备数量也以982个仅次于施工噪声源监测。

  除广场舞泛滥的居住区空地外,另一个最常被提到的地点就是公园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,2016年初,被当地人戏称为“全球最吵公园”的成都人民公园开始推行分贝测试管理制度,通过分贝仪监测、并辅以“人管人”的管理方式,将公园娱乐队伍的声音限定在80分贝以下。

  在分贝测试仪的“天罗地网”下,城市噪音已无从隐匿。更有城市直接在公共场所设置包含环境音量分贝值的显示屏——其中,云南以136块屏居于第一,紧随其后的四川和广西分别共设置62和61块屏幕。

  在城市不断推进噪声治理同时,市民对“安静”的诉求从未间断。有统计显示,在环保热线举报平台中,噪声投诉长期居高不下,位居各污染要素第二位,仅次于大气污染。

  曾有人总结,噪声污染“久病难愈”,存在取证、执法、处罚等多重难题。特别是社会生活噪声,不仅污染具有瞬时性、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,难以锁定源头,而且治理主体多而杂,分工不明确,在“谁都能管,但谁都管不好”的情况下,不少噪声问题都只能走向不了了之的局面。

  根据最新草案,将围绕强化规划源头防控、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、准确界定防治对象、完善主要噪声源管理措施、强化违法处罚等方面展开,正是从管理机制层面,堵住过去有法难为的“漏洞”。

  如今的“噪声”概念并非古已有之。在《噪音的历史》一书中,英国学者迈克·戈德史密斯(Mike Goldsmith)认为,将噪声视为“不需要的声音”这一现代概念,几乎是与城市的诞生同时出现的。

  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张杰研究发现,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人们一度“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歌颂”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,国内才扩大噪音调查和测量的城市和地区范围。

  加列特·基泽尔(Garret Keizer)在《噪音书》中指出,“噪音就是权力”。他提到,“在莎士比亚戏剧中,皇家人士登台,导演会提示高音双簧管演奏,这是一种声音嘹亮的喇叭;在古老中国的法庭上,判决也总是伴随着锣声”——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的噪声,对于另一些人却具有重要价值。

  而到安静权愈加重要的现在,这种权力关系更渗透到噪声的方方面面。最基础的问题诸如:噪声应该由谁来认定?标准在哪?无一不代表了不同人群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。

  也因为此,在有关广场舞噪声的报道中,通常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:比如在噪声标准面前,广场舞者担心“音乐效果不尽如人意”;更有甚者视分贝仪为无物,将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作为捍卫跳舞权利的一种方式。

  从这一点出发,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,所谓的“噪声”也不应被简单视为被“消除”的对象。更重要的是,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,能否尽可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和满足。

  不久前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声音艺术家殷漪曾提到一个细节:不同城市对人行道提示音设计了不同的变化。

  在中国香港,提示音会根据环境声高低自动调整音量;在日本东京,十字路口不同方向提示音不同,对视障人士更友好;而在上海,同样的效果由聚声装置实现——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能听到提示音。

  作为国内城市管理的佼佼者,上海在声音管理上的尝试还不止于此。在地铁站台上,几乎全封闭的隔音屏大大减少了地铁通过时的噪声影响;而作为全国最早在城市高架路上使用声屏障的城市之一,上海也更早将道路沿线居民的噪声困扰纳入城市治理范畴。

  通过规划和设计手段,让不同声音精准触达不同群体,这恰好符合城市声音景观打造的思路。

  “声景”(soundscape)概念最初源于音乐和声学生态学领域。20世纪70年代,加拿大作曲家雷蒙德·默里·谢弗将世界比作一种乐器或一首曲目,并提出“世界之律调”一说,以推动实现声环境的和谐状态。如今,这一理论愈加广泛地用于景观设计与规划、噪声管理等诸多方面。

  从城市层面来看,声景是大量声音的集合体,也是代表城市特色的一种独特景观。

 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英国谢菲尔德火车站站前广场的喷泉。名为“锋刃”的不锈钢雕上形成水瀑,钢雕两侧分别产生了噪声屏障和水声发生器的效果,使得行人能够体验到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——换句话说,钢雕为满足两种不同声音喜好的人群带来了可能。

  噪声是可以“设计”的。就如广场舞与居住区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源于规划不足,通过对声音的再规划,同样可以实现补足短板的可能。

  一种方式是运用定向声技术,将广场舞的声音锁定在一定区域内。在上海闵行区一个社区内,这种智慧播放器能将声音传播范围控制在正前方30度夹角内,不仅不会让紧邻的分贝仪数值升高,而且20米开外,能做到几乎听不到广场舞的声音,大大弱化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争议。

  英国必维国际检验集团高级工程师蒿奕颖等人研究指出,景观设计师还可以通过设计手段避免噪声问题或改善噪声空间。例如,打造高频鸣声鸟类栖息地诱导鸟鸣,将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更悦耳的声音上;精心设计水景,使水声成为噪声的有力遮蔽器。同时,水景的视觉设计还能实现视听交互,有助于城市声景品质提高。

  与此类似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殷漪曾介绍他在上海的一个投入使用的项目——在上海新天地附近,某品牌曾用一个临时的透明空间举办阅读活动。面对隔音的需求,殷漪设计了一个海边声音的场景,通过给声音做加法,在“降噪”同时,还增加了更多阅读体验。

  “以噪制噪”背后,噪音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记忆符号。在专业ASMR(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)平台上,城市的噪音甚至成为伴人入眠的工具。

  城市2 4小时丨 京津冀城市群 丨长三角城市群丨 粤港澳大湾区 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丨中部城市群

  “人口十强城市”格局重塑丨38个“千亿县”都有谁丨十张图看懂“七普”数据之 变丨“收缩型城市榜”年度报道:2021年、2020年、2019年丨40城开启“地铁时代”丨18座备选城市,谁配得上“国际消费中心”丨38座城市养老水平排名

  陆铭丨刘守英丨刘太格丨 姚洋 丨 黄益平 丨 尹稚 丨 张永和丨 张燕生

  义乌求生记丨 再问张謇:南通 丨 再看丁真:理塘 丨 TOD进化论 : 东京 、 新加坡 丨 厦门的困局广东好帮手智能科技公司介绍